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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华，杨云志，曾令涛
：大数据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日趋深入，与金融业务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突出。美国第一资本金融集团（Capital One）作为国际银行业应用大数据技术的先驱，将大数据理念和技术全方位运用于组织架构、传统业务改造、并购活动、企业文化等各个方面，促进各业务板块的协同配合，助力集团规模扩张并取得良好的经营绩效。其成功之处,关键在于实施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驱动战略，形成专注于传统银行业务同时又具有科学实验与创新精神的企业文化，从而得以长期保持竞争力。借鉴其成功经验，国内商业银行应强化大数据理念，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改造传统银行业务，培育大数据的专业人才团队，使“数据”文化深入全行，从而有效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2016 Vol. 1 (8): 3-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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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春林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业务逐步兴起，国际上主要有被动型智能投资、策略共享型组合投资、O2O服务、账户智能管理、量化投资等业务模式。在我国，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面临着更为依赖资产来源、受众群体尚需培育、专业技术壁垒较高、监管细则尚待完善等挑战。为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可遵循“分步骤、分阶段，业务经营与功能完善循环促进”的路径，着重强化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平台优质资产的获取和管理能力、多维度和网络化的数据整合分析能力、个性化和特色化的服务能力。
2016 Vol. 1 (8): 9-1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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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鸿济，卢文华
：“降成本”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成本与收入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劳动成本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价值等式里可变资本的替换。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降成本” 的方式不同，降低劳动者工资福利不是唯一的选项。在新常态下，我国不能按照直接降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大幅降低社保费率、削弱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实际收入、降低环保标准和资源使用费率的思路来推动企业“降成本”，而应当采取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全面深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保持物价水平稳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举措，达到提质增效、降低成本的目标。
2016 Vol. 1 (8): 16-2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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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锋，秦豫徽，李紧想
：研究如何适当降低居民储蓄率、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2009-2013年我国内地省域数据，综合运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我国居民储蓄率的空间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因素（包括抚养比、性别比、户规模、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等）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居民储蓄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总体上以“高-高”和“低-低”集聚模式为主，且东部地区的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第二，男女性别比对居民储蓄率有显著影响，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更倾向于多消费、少储蓄；第三，家庭规模小型化有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促进居民消费率的提高；第四，非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高，居民储蓄率越低，但与过去相比，这一特征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为此，在制定消费政策时，需要考虑居民储蓄率的空间集聚效应，注重区域间政策的差异化和区域内政策的协同效应；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向女性倾斜的消费政策，以此带动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对不同规模的家庭实施差异化的消费政策，鼓励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大程度地降低储蓄率；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医疗保障，促进居民储蓄更多地转化为消费。
2016 Vol. 1 (8): 22-3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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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涛，董雅洁
：收入多元化是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要趋势。本文以我国45家银行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收入多元化对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多元化不能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的整体盈利水平，非利息业务盈利与利息业务盈利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收入多元化不能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收入多元化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商业银行实施收入多元化战略，应综合考虑自身因素，选择最有利的发展路径，将非利息业务发展控制在合理边界内，提高风险管控水平，确保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
2016 Vol. 1 (8): 33-4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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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丹，项慧玲
：随着银行机构主体的不断丰富，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改变。本文以中国109家商业银行2006-20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市场竞争如何对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和非利息收入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竞争在降低商业银行净息差的同时，显著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水平，并且净息差和非利息收入存在负向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竞争加剧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净息差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显著提升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净息差，降低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水平。为此，要推动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改变经营模式，调整客户和信贷结构，拓展业务领域，实现收入多元化，以此培育竞争新优势。
2016 Vol. 1 (8): 43-4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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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颖
：优先股的权利设计方式较为灵活。具有重要的商事价值，有助于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改善公司治理。但是，优先股与普通股在收益权和控制权方面的差异化配置，使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在股利分配、股份回购、公司合并中存在潜在利益冲突。为防范这种利益冲突演变为利益失衡，应当按照利益平衡的理念，对优先股的发行条件、比例、对象和内容设定等进行必要限制，完善优先股表决权复活规则和分类表决制度，优化优先股赎回制度，严格限制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
2016 Vol. 1 (8): 50-5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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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博，张峻琪
：P2P网络借贷作为新兴融资模式，正在成为我国正规金融的补充。由于我国绝大多数P2P网络借贷平台并非单纯的信息中介，而是具有信用中介的职能。因此，本文基于P2P网络借贷平台异质性的视角，研究产品预期收益率对交易规模及客户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产品预期收益率对无背景平台不具有显著地正向刺激交易规模的作用，但对有背景平台则具有显著地正向刺激作用；产品预期收益率上升会强化投资者对低声誉平台的避险情绪、降低平台的交易规模，而对高声誉平台的影响则相反；无背景平台的客户粘性对产品预期收益率的正向敏感性要比有背景平台更高。上述研究有助于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管理者厘清如何运用产品预期收益率来提高交易规模和客户粘性，从而为制定差异化经营策略提供参考。
2016 Vol. 1 (8): 60-6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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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凌，黄 薇
：2007年启动的美元互换作为中央银行之间货币互换的典型，起源于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短缺。2008年后，中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开始签订人民币互换协议。但是，从实际使用结果来看，美元互换使用不断突破原有额度，而人民币互换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象征意义”上。本文运用2007-2014年参与美元互换使用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美元互换使用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国际贸易整体关系对美元互换使用的作用并不明显，但互换接受国承担的贸易债务和美国面临的贸易风险显著影响美元互换使用；二是美国与互换接受国的投资关联度决定了美元互换的参与对象，美国主要扮演危机救助角色；三是互换接受国的美元储备丰歉程度及美元资产的供求状况成为美元互换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改进人民币互换的推进策略具有参考意义。
2016 Vol. 1 (8): 66-7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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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梅
：2008年以来，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下，欧洲出现了银行业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相互传导、相互加强的局面。本文对危机演变进程、传导流程以及银行风险与主权债务风险之间的传导渠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本轮危机的发展经历了银行业危机形成、债务问题凸显、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和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全面恶化四个阶段，银行风险与主权债务风险通过多种渠道相互传导，其中，银行风险主要通过银行救助渠道向主权债务风险传导，主权债务风险则主要通过资产持有渠道、抵押品渠道、主权信用评级渠道和政府担保渠道向银行风险传导。上述研究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当慎重考虑银行救助政策，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防范银行风险和主权债务风险相互传导；要推动银行业保持流动性充足，合理配置资产，改善资产质量，建立国别风险管理体系。
2016 Vol. 1 (8): 74-8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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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达，陈 颖，刘 通，刘 波，孙寅浩
：操作风险是金融监管中重点关注的三大风险之一，完善操作风险计量和资本计提方法是金融监管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我国商业银行数据，比较巴塞尔委员会的新标准法和理论研究以及实践中应用较多的收入法、信度方法等不同计量方法对操作风险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事件数量先增加、后减少，但是单次损失较高，主要集中在传统业务和欺诈交易；第二，运用巴塞尔委员会修订的新标准法可能会高估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资本计提，运用信度方法因样本缺失则会低估，而基于收入法的估计更加合理。为此，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计量方法，可以在标准化计量模型基础上加入行业调整和个体调整参数，建立银行业操作风险历史损失数据库；同时，我国应积极参与巴塞尔委员会操作风险计量规则的制定，倡导适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特征的监管框架。
2016 Vol. 1 (8): 82-9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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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卿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反洗钱监管的核心。本文在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下，构建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送成本为零或很小、监管部门不处罚漏报可疑交易报告行为或实施单一处罚标准时，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失效；当合理设置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送成本，并区分可疑交易漏报情况实施分类处罚时，则可以实现监管目标。为此，应当提高可疑交易报告填报标准并加强审查，加强对金融机构漏报行为的处罚，并对金融机构未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而漏报、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但漏报两种情形采取差异化的处罚措施，引导金融机构提升可疑交易报告质量。
2016 Vol. 1 (8): 92-9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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