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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卫民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资金、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在服务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方面大有可为。广东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是根本出路，发挥资本市场动能作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动能作用，有利于提高资金、资源配置质量和效率，增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有利于促进创新要素聚合和裂变，助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有效发挥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的动能作用，关键在于强化上市公司的示范、引领作用，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为此，一是要引导上市公司充分认识其市场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所有公司和市场主体的标杆，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二是要推动上市公司增强规范运作意识，遵守规则、合规经营，提高发展质量；三是要用好资本市场各项功能，支持上市公司适度扩大再融资、开展产业并购和海外收购；四是要加强和改进资本市场监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18 Vol. 1 (12): 3-1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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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政宗，冯泽华
：社会银行模式综合了行为道德理性和结果道德理性，试图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银行模式融为一体，开辟金融领域新的发展道路。社会银行模式坚持利润、地球、民生三条底线，在保持资本增值的同时，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保护，从保障和促进人类福祉出发，作出经营计划和投资决策。社会银行在定位上，坚持金融人道主义，调和利润最大化与社会福祉增进之间的矛盾；摒弃“价值中立”观念，平衡行为论价值观和结果论价值观；注重服务实体经济，回归社会关系的信用中介职能。基于马克思资本社会化理论来阐释，社会银行的出现和发展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金融领域追求银行业绩最大化与增进社会福祉之间的矛盾，适应了当代金融体系发展的新要求。我国在银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上有必要借鉴社会银行的经验，推动银行机构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做实社会责任；完善银行业绿色信贷制度，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多元化银行体系的发展，引导、鼓励民营资本参与设立社会银行。
2018 Vol. 1 (12): 11-2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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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燕，高玉强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其参与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市场、投资风险资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的提高会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减少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其中，对城市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农村家庭的作用，而对农村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城市家庭的作用。第二，户主教育水平、拥有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非农户口、风险偏好、关注金融信息、家庭净资产、家庭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和市场化推进速度等因素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风险厌恶、从事个体工商业、居住地为农村地区等因素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年龄的影响呈“倒U型”；第三，户主已婚、居住地为农村地区、房产、家庭净资产和市场化推进速度等因素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从事个体工商业、拥有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等因素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年龄的影响同样呈“倒U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要继续拓展和优化金融机构布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提高居民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捷性，引导居民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投资和交易，扩大和丰富我国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提高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度；二是要着力运用收入政策、税收调节政策，补齐居民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家庭发展短板，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切实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家庭净资产积累能力；三是要提升居民家庭教育水平，加强金融素养培育，引导居民家庭积极参与正规金融市场，抑制非正规金融市场无序扩张。
2018 Vol. 1 (12): 21-3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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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英
：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面板数据分析法，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冲击下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反应，以及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差异性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一是货币政策操作对低等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影响程度高于对高等级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对短期（1年及以内）、长期（10年以上）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长期（5~10年）企业债的影响；二是我国企业债信用利差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动所导致的融资环境改变对信用利差有显著影响，融资环境是信用利差变动的主导因素；三是货币政策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存在非对称效应，货币政策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经济下行阶段更为显著，非对称效应在低等级债券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基于货币政策工具对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的差异性影响，优化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完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的金融环境；第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优化融资环境中的作用，引导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保持在合理水平，为企业“去杠杆”打下有利的货币信用基础；第三，根据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特点，完善逆周期货币政策操作，充分发挥债券市场信用利差对市场主体融资的调节功能，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应对经济周期变化带来的不利冲击，为经济平稳发展创造有利的货币信用条件。
2018 Vol. 1 (12): 32-4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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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方，陈 峰
：作为搜寻成本较低的信息来源，在投资者有限关注条件下，基金经理的良好声誉有助于带动资金净流入，这是基金经理人市场声誉机制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我国153只股票型和偏股型开放式基金，以基金历史业绩和12个主流财经网站对基金经理的正面报道作为声誉代理变量，采用分段序数回归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发现投资者整体上是追逐绩优基金的，而基金历史业绩也是基金经理良好声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添加互联网媒体对基金经理正面报道变量，检验基金经理的媒体声誉对资金流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基金经理在媒体上的声誉越好，则基金的资金流量越多；媒体声誉处于前25%的明星经理能为基金带来超额资金流量，明星效应提升了资金流量对基金前期业绩的敏感性。上述研究结论的主要启示是：第一，投资者追逐绩优基金和明星基金经理有助于发挥金融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但也有必要优化证券投资基金的长期业绩排名机制，以充分发挥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稳定金融市场中的积极作用；第二，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优化基金经理声誉机制，促使基金经理勤勉敬业、更高效地为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服务；第三，要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基金投资中不盲目、片面追逐高收益，谨慎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2018 Vol. 1 (12): 41-5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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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希
：近年来，有关上市公司收购与反收购争议的案例越来越多，部分反收购措施的合法合规性以及法律效力不明确，加剧了上市公司、董事、股东和外部收购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审视反收购措施法律效力的关键在于厘清法律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边界，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树立股东权益至上的理念，从实质上考量反收购措施的目的和效果，激发反收购措施的积极作用并限制其消极作用，引导上市公司依法合规抵御敌意收购，减少因反收购条款效力不明而导致的权益纠纷。
2018 Vol. 1 (12): 53-6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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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锐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于推进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联动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弥补发展短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已成为目前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预计未来一个时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将会快速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融资渠道，同时也会成为重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的重要助推力量。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稳投资、稳增长的作用，必须完善专项债券发行机制，增强专项债券发行的科学性、合理性、高效性，提升将所募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的效率。推进思路及对策建议：一是从基础工作的角度，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通识教育与市场引导；二是从财力支撑的角度，要建构能够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地方政府偿债保障机制；三是从技术程序安排的角度，要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市场发行与交易机制；四是从激励机制创建的角度，要保证资金高效募集与拨付以激发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积极性；五是从市场化制度建设的角度，要培育和打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的发行主体。
2018 Vol. 1 (12): 61-6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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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豪
：本文重点讨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有关土地问题的五个方面矛盾关系：一是建设用地与耕地、生态用地的矛盾关系；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与非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矛盾关系；三是住宅建设用地与非住宅建设用地的矛盾关系；四是保障房住宅用地供应与商品房住宅用地供应的矛盾关系；五是政府调控与城镇化自然进程的矛盾关系。这五对矛盾关系既有对立性又有统一性，但更多的是统一性。其中，最核心的是要理解土地供给侧的矛盾关系。从长远来看，在土地供给侧矛盾基础上创造和衍生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超级红利，不仅没有结束，有可能还会继续存在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大中城市的土地价值和房产价值，还将会继续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于政府而言，不仅不能回避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而且还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在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意义以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更要光明正大地把握好、维护好、运用好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积极作用，更大力度、更快速度、更高效率地推进中国大中城市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工业化水平提升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持，为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城镇化乃至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2018 Vol. 1 (12): 67-7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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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胜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实施存在科层激励与市场激励两种路径。地方政府作为扶贫小额信贷项目主要委托人，追求科层激励、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状态；商业银行和贫困农户作为项目的主要代理人，追求市场激励、分散决策的预期效用最大目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最优激励安排和有效激励架构，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决策的社会最优理想状态实质上是一种隐性激励方式，需要建立在科层激励、促进银政内部科层压力传导和改善银政对接贫困农户的“反科层治理”基础之上；分散决策的预期效用最大模式作为一种显性激励安排，在批量扶贫小额贷款项目的激励中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推进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风险：地方政府面临科层激励成本不可控；无风险收益较低导致商业银行参与积极性不高；无风险收益较高又会导致商业银行努力程度不足；项目风险较大抑制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信息不对称和参与方不努力导致项目风险失控；贫困农户信用风险损害项目可持续发展；难以运用法律手段，导致项目风险市场出清成本高等。为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激励目标要瞄准金融排斥的突出问题，降低参与各方努力成本系数；科层激励要增强项目共识、共商、共建、共享，为集中决策创造条件；激励方向要突出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运用科层激励和政府谈判能力形成向贫困农户利益倾斜的扶贫产业链定价机制；激励安排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各方主体的合作水平和努力程度；要加强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的协调配合，实现科层激励的短期效应和市场激励的长期效应的有效叠加。
2018 Vol. 1 (12): 74-8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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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洪，梁培金
：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工作之一在于积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作为地方金融供给重要有生力量的中小银行，在普惠金融供给侧的发力尤为关键。目前，国内中小银行在普惠金融方面的实践主要有四点：一是完善普惠金融框架设计；二是创新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三是构建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四是依托网点推动普惠金融服务向基层延伸。然而，相比于大型商业银行，中小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社会责任与商业可持续之间的平衡；金融普惠与银行风险管控之间的平衡；普惠金融的组织架构及产品体系有待完善；普惠金融信息科技体系尚不完善；发展普惠金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待健全。推动中小银行更加有效地开展普惠金融，需要注重从供给—需求对接的角度探索推进路径：一是完善普惠金融管理组织架构，积极对接普惠金融需求，形成立体化的金融产品供给体系，不断提升中小银行普惠金融供给能力；二是加强政策配套，形成对普惠金融服务和普惠产业的有效激励，加强公众基础金融素养培育，有效引导普惠金融需求；三是完善普惠金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推进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普惠金融对接的信用平台保障，打通普惠金融供需对接的渠道。
2018 Vol. 1 (12): 88-9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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