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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平，刘海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经历了1978-1992年恢复与重建、1993-2002年多样化体系雏形显现、2003年至今逐步完善三个阶段。农村金融改革以增量改革为主，具有明显的政府外生推动的渐进性特征。目前，中国已初步建立起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相互协调的农村金融体系。在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所有制中性、激励不相容以及多目标冲突等问题亟待解决。未来的农村金融改革，需要统筹考虑、整体推进，理顺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关系、推进农村信用社和省联社改革，鼓励私人资本试水农村社区商业银行，优化农村金融机构布局，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放权地方金融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监管协调机制。
2019 Vol. 1 (3): 3-1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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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柱，杨明婉，颜梁柱
：基于交易费用视角，采用农户入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意愿融资渠道偏好和实际融资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信息搜寻费用显著影响农户意愿融资渠道与实际融资渠道；交通成本作为借贷交易的客观费用，显著影响实际融资渠道，对于意愿融资渠道的影响则不显著；利息费用作为借贷交易的显性费用，人情支出作为借贷交易的隐性费用，直接影响农户意愿融资渠道和实际融资渠道；借贷频率越高，农户的意愿和实际选择更倾向于正规融资渠道。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第一，政府部门、正规金融机构要更加关注农户的社会资本，充分发挥农村社会资本的信息传递作用，降低农户借贷交易费用；第二，要扩大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服务网点、金融自助服务设备、农村金融服务站的覆盖面，提升农村信贷服务供给质量；第三，要加强农村金融知识教育，引导农户充分利用正规融资渠道满足融资需求；第四，要正视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及其作用，引导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2019 Vol. 1 (3): 12-2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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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枫，李济广
：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的理由与现实金融市场不符,实证研究也不能证实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金融衍生品市场总体上没有价格发现功能的原因：第一，期货市场价格不能实现对同期现货价格的合理引领，金融衍生品的期价格发现功能即使存在也没有意义；第二，金融衍生品预测或发现不了未来的现货价格；第三，金融衍生品与基础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相同，不存在谁引领谁的问题；第四，金融衍生品价格由于其决定因素十分复杂，并不能合理反映基础产品的预期价值；第五，发现金融基础资产的价值或理论价格另有途径，并非是衍生品交易。不少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认为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是由于方法论、认识论错误所致：一是把衍生品价格发现功能当作公理性前提，对于大量不支持金融衍生品具有价格发现功能的计量结果，不是据此对价格发现功能存疑，而是无根据地把价格发现功能的缺失归咎于某种客观原因，不正视实证结果，从而犯了逻辑错误；二是对一些似乎证实了金融衍生品具有价格发现功能的计量结果，把相关关系误当作因果关系，未能将计量分析与事实分析、机理分析结合起来。
2019 Vol. 1 (3): 23-3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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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超，杨华磊
：本文阐述“时间银行”的基本概念，从服务主体、服务对象、社区三个层面分析“时间银行”的主要作用，总结我国“时间银行”设立、运作的三种模式：社区自发建立、基于政府购买服务建立、依托第三方组织建立，从政府、组织管理、公众三个层面剖析国内“时间银行”运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大；组织管理制度建设滞后；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相关能力难以适应服务对象需要；相关服务换算面临一定困难；组织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较为缓慢。为此，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我国“时间银行”健康发展：一是推广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按照法定程序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购买“时间银行”服务；二是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在借鉴国外“时间银行”制度规范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社会组织特色，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三是加强对“时间银行”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培训，通过招募会员成为协调者的方式，积极吸引专业人员加入，完善对服务对象的评估机制，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专业化的志愿服务；四是借鉴养老机构的做法，根据老年人自理能力和工作人员的服务强度划分护理等级，根据护理等级确定存兑系数；五是加强“时间银行”之间、“时间银行”与商业银行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通过组建联盟、协会等方式，整合各方面资源，共同推进“时间银行”组织信息化建设。
2019 Vol. 1 (3): 33-4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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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轶群，梁 冉
：本文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例，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专利质押融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商业银行发放专利质押贷款的意愿与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力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二是在最优信用风险分担机制设计中，商业银行风险回避系数与激励力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三是在专利质押融资业务信用风险较大的情况下，政府参与和支持对信用风险分担效果的改善并不明显；四是从风险管理角度出发，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融资信用风险分担的效果与政府部门政策支持力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基于上述研究，进一步推广专利质押融资业务、更好地运用金融手段支持科技创新，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规范专利质押融资市场交易行为，完善专利质押融资监管规则，解决相关参与主体之间利益不平衡的问题；二是要重视其他参与主体的协作支持作用，充分发挥不同参与主体的比较优势，共同构建多元、平衡、协调、可持续的信用风险分担体系；三是要坚持以违约概率准确测量作为风险分担协作的前提，保障各个参与主体的利益，增强参与主体的合作意愿；四是要借助市场化的金融工具实现信用风险的分散，通过对信用风险进行市场化定价、交易、转移、对冲和分散，实现专利质押融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的可持续运作。
2019 Vol. 1 (3): 42-4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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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亮
：金融传销作为传统传销的变种，其欺骗性更强、危害性更严重，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毒瘤。金融传销的主要形式包括炒作虚拟货币、开展“金融互助”以及打着推广支付工具、理财产品、外汇交易、理财游戏的旗号从事传销、非法集资、诈骗。金融传销除了具有传统传销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以金融概念为传销内容、以高额利诱为主要传销手段、组织层级扁平化、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传播、返利模式欺骗性强、资金流向不透明等特点。金融传销的滋生和蔓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犯罪门槛较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缺陷且处罚力度偏轻、监管有效性不足、刑事打击难度较大。为了有效防控金融传销，建议进一步完善规制金融行业和传销行为的法律法规，扩大传销行为的认定范围，加大处罚力度，强化震慑力；建立和优化工商、公安、金融、电信等部门协作机制，形成防控合力；强化金融企业信息披露，加强金融知识和法制教育，形成远离传销、拒绝传销的社会氛围；完善信息挖掘机制、协同办案机制，加大公安机关对金融传销组织的打击力度。
2019 Vol. 1 (3): 49-5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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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波
：保险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呈现规模稳步扩大和资产配置多元化的态势，同时也面临着投资收益率有待提高、第三方业务存在短板以及“走出去”步伐有待加快等问题和挑战。2018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即“资管新规”）改变了整个资管行业的发展生态，给保险资管行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资管新规承认了保险资管行业的合法身份，并与近年推行的保险资管监管规则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凸显了保险资管产品与长久期资产更好匹配的竞争优势。资管新规的出台也给保险资管行业带来了挑战和更大的竞争压力。为应对激烈的资管同业竞争、保持稳健发展势头，保险资管行业需要建立全面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提升信用风险控制能力；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加强另类投资，提高投资收益率；积极拓展“蓝海”领域，扩大市场占有率；把握对外开放的机遇，审慎推进资产国际化配置；充分运用长期投资经验，提高第三方业务的综合竞争力。
2019 Vol. 1 (3): 56-6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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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鹏
：寿险保单权利通常处于“静止”状态，无法转让流动，现有的退出渠道也并非保单持有人的最优选择。寿险保单贴现可通过市场机制激活保单的流通价值，实现保单持有人的权益最大化。在国际上，寿险保单贴现肇始于美国艾滋病危机，解决了艾滋病人及其他末期病患者医疗及生活费用筹措难题。2018年初，原中国保监会试图将寿险保单贴现制度引入我国，以促进保单流通、培育保险二级市场。然而，在我国现行《保险法》框架下，试行寿险保单贴现面临着保单所有权归属不清晰、保险金给付的不确定性较高、实务中可能出现欺诈等障碍和问题。为兼顾公平和效率、促进寿险保单贴现交易的有序开展，应当完善初始制度设计，一是优先发展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寿险保单贴现；二是规定寿险保单成立或复效两年之后才可贴现；三是将保单贴现供给者限定为保单贴现机构，并明确其取得贴现保单的投保人和受益人资格；四是保单贴现机构向其他投资人转售保单应以证券化方式运作。
2019 Vol. 1 (3): 64-7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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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厚，刘晓桐
：从需求、供给和政策等方面综合分析和研判，我国养老产业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一是随着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预计商业养老服务需求将在未来10年后逐步进入爆发期；二是目前居家养老仍是主流，社区养老发展滞后，机构养老空床率较高；三是养老政策频繁出台，政策导向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由于保险行业与养老产业联系相对紧密，目前国内多家保险公司通过产业自建、股权购买、组建联盟等多种形式积极布局养老产业，延伸保险服务价值链，提升市场竞争力。但是，由于我国养老产业的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产业链内部专业化分工尚未形成，保险公司在布局养老产业过程中面临不少困难。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保险公司在养老产业领域的布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发展定位上，坚持扬长避短、量力而行；二是在发展方向上，基于养老模式的转变和创新，注重开发智慧养老和医养结合相关项目；三是在发展路径上，致力优化专业分工、提升运营效率。
2019 Vol. 1 (3): 72-7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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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军，林佳敏
：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上的问答数据，实证检验上市公司敷衍投资者的行为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回答投资者提问的及时性和切题性越低，其股价崩盘风险便越高。进一步分析显示，上市公司敷衍投资者行为通过两条途径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一是敷衍行为不利于投资者获取公司信息，加剧市场信息不对称；二是敷衍行为有损公司声誉和投资者信任，容易导致投资者在上市公司面临利空消息影响时“用脚投票”、加剧股价波动。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要推动上市公司主动加强自愿性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实现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与投资者沟通中避免敷衍、搪塞的行为；监管当局可考虑采取“引导优先”的策略，发挥声誉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引导上市公司自觉重视、及时处理投资者的网络提问，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信息沟通功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
2019 Vol. 1 (3): 80-9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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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星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达到鼎盛，中国货币成为域外国家和地区广泛使用的流通货币，货币国际化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在域外流通过程中，承担了国际结算货币职能、他国流通货币职能、可兑换货币职能、财富贮藏职能。宋元时期中国货币高度国际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发达，对外贸易繁荣，货币流通市场广阔；宋朝、元朝币制先进，信誉较好，货币体系完善；铜钱具有货币和商品双重属性，销熔可作为铜原料加剧铜币外流。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在域外广泛流通对当时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增加中国国内社会财富，提高宋元时期货币的流动性；二是承担国际货币职能，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三是推动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制度演进，促进域外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四是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传播中华货币文化和中华文明。宋元时期货币域外流通经验对当今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制度变革带来如下启示：一是贸易竞争力是货币国际化的物质基础，要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夯实实体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基础；二是货币国际化具有市场自发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遵循市场规律、顺势而为；三是货币制度的先进性是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要与时俱进、加快完善和革新人民币制度；四是货币制度创新应当从实际出发，人民币制度创新要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2019 Vol. 1 (3): 91-9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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