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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娜娜，蔺 鹏
：金融科技兼具信息技术属性和产业发展特性，给银行业竞争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本文利用我国185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系统GMM回归方法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竞争的微观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科技显著影响了微观银行业竞争。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信息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作用于银行市场势力，抑制了微观银行业竞争。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市场挤出效应的外在机制作用于银行市场势力，促进了微观银行业竞争。第二，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微观竞争影响存在异质性，这主要源于银行微观竞争水平是否由市场化的市场势力决定。当银行微观竞争水平由市场化的市场势力决定时，金融科技的内在机制不利于微观银行业竞争，金融科技的外在机制促进微观银行业竞争。当银行微观竞争水平由非市场化的市场势力决定时，金融科技的内在机制促进微观银行业竞争，外在机制不利于微观银行业竞争。第三，不同类型内资银行的非市场化市场势力形成机制存在差异，这使得金融科技对于不同类型内资银行微观竞争发挥的内在积极影响呈现显著的差异化特征。
2021 Vol. 1 (12): 3-1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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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亚平，赵昊华
：本文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的数据样本，匹配中国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与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实体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显著抑制企业创新；第二，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第三，对于中小微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依赖度高的弱势企业，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机制依然显著存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让弱势群体获利更多。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融合数字经济与创新发展提供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引导企业合理配置资产，避免资产“重虚轻实”；第二，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激发创新活力；第三，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第四，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扶持力度，助力融资弱势企业发展。
2021 Vol. 1 (12): 18-3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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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红艳，张乐园，张 浩
：员工持股计划是实施长期激励和改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手段，但在实践中员工持股计划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员工持股计划与CEO更迭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会显著降低CEO更迭概率和CEO离职率；第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并未改善上市公司绩效水平，CEO更迭的减少不是来自于员工持股计划的精英人才激励效应；第三， 当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员工持股计划减少CEO更迭的作用更为突出，即CEO更迭的减少实际上是员工持股计划防御功能导致的内部人盘踞效应；第四，当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加杠杆行为、更多的高管参与员工持股计划时，员工持股计划会进一步加剧内部人盘踞。基于上述结论，就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对CEO主导推动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督与指导，减少CEO出于自利动机推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行为；第二，增强员工持股计划内部运作的透明度，规范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模式；第三，规范员工持股计划认购主体资格，严格区分针对管理团队的股权激励与针对普通员工的员工持股计划，完善上市公司人才激励机制。
2021 Vol. 1 (12): 34-4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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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波，杨俊宇，张友泽
：本文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信息透明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分析师关注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信息透明度的下降会显著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第二，信息透明度通过融资约束作用于企业金融化，即信息透明度降低会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第三，分析师关注、分析师观点异质性可以调节“信息透明度—企业金融化”关系，且这种调节作用具有地域层面和所有权性质层面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加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二是要缓解实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切断“信息透明度—企业金融化”的传导途径；三是要鼓励和支持证券分析师行业的蓬勃发展，保护资本市场上卖方分析师的独立性。
2021 Vol. 1 (12): 47-5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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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璧麟，葛志苏
：股权结构是反映公司内部治理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公司绩效。本文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不同企业特征下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对股权制衡影响企业绩效具有门槛效应；第二，当公司规模较小时，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在公司规模超过某一门槛值时，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由消极影响变为积极影响；第三，当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无显著影响，超过某一门槛值后，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第四，当两权分离度较低时，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无显著影响，超过某一门槛值时，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2021 Vol. 1 (12): 59-7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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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雪军
：金融科技的深化发展促进了消费金融与场景的深度融合，驱动了场景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但也有些金融机构或类金融组织采取金融科技对各类消费场景过度创新，给金融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潜在风险。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分析场景消费金融的基本原理与发展概况，并运用产业链研究方法，从消费金融监管方、需求方、供给方与服务方的视角，具体分析场景消费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监管失灵风险、信用违约风险、平台异化与垄断风险和信息侵害风险。在此基础上，以长租公寓“租金贷”为案例，测算场景消费金融的潜在金融风险。为引导我国场景消费金融有序发展，需要推动场景消费金融转变发展方向：坚持审慎监管，积极培育监管科技；强化信用体系建设，防范信用违约风险；完善平台端的市场规制，防范平台异化与垄断风险；加强金融科技应用监管，建立消费者信息保护机制。
2021 Vol. 1 (12): 71-8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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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洪
：近十年来，受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以及行业监管日趋严格等因素影响，城商行步入了规模增速放缓、结构持续调整、资产质量承压以及盈利能力下降的发展阶段。推动城商行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由外延式的规模扩张模式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模式转型，是新常态下城商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然而，在动能转换过程中，城商行面临着人才吸引力不足、科技支撑较为薄弱、业务结构和资本补充渠道较为单一等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为此，城商行未来发展的重点应从以劳动力及资本投入为主的规模扩张路径转移到结构优化、注重可持续的稳健发展路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从要素供给结构优化、技术与创新供给强化以及制度与管理机制完善等维度探索发展动能的转换。
2021 Vol. 1 (12): 84-9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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