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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林，唐 璐，徐玉发
在“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众多企业战略转型的重要选择。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239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创新活力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活力的提升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该缓释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第二，数字化转型会削弱企业创新活力对融资约束的缓释效应；第三，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活力主要通过增加股权融资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但二者的交互效应却会抑制股权融资。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企业要坚持先立后破、做好系统规划，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活动；金融机构要从股权融资和信贷融资两端发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提供有效的融资支持；政府部门要精准施策并完善外部监管机制，帮助企业减缓数字化转型“阵痛”。
2023 Vol. 1 (11): 3-1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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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杰 庞钰标
基于我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测度企业数字化水平，实证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的创新“投入—产出”绩效与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扩大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对于高成长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金融发展较好以及人才供给较丰富的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加显著；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人员聘用结构的优化。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积极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需要完善就业政策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普惠效应；加大对职业技能培训和再就业辅导的支持力度，引导劳动力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以实现高质量就业；提高数字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创造效应。
2023 Vol. 1 (11): 19-3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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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福萍，商梦亭，黄宇杰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补充，可能会因其外部监督效应或机会主义效应，对企业ESG表现产生助力或阻力作用。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董责险能够有效助力企业ESG表现提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董责险通过增强企业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对企业ESG表现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董责险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果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应当进一步发挥责任保险机制的作用，完善董责险的制度设计，引导企业参保董责险，优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促进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
2023 Vol. 1 (11): 35-4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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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轩，刘洋洋，林朝颖
小微企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帮助其缓解融资难问题，具有“精准滴灌”功效的定向调控货币政策逐渐成为货币当局调控经济结构的重要工具。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和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定向调控货币政策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精准滴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定向降准相比于支小再贷款更能精准调控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倾向，提高小微企业的信贷融资水平；定向降准的信贷促进作用对于抵押能力强、盈利性高的小微企业效果更加明显；定向降准政策的实施对小微企业业绩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支小再贷款的政策效应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健适度的基础上，继续针对小微企业融资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同时优化支小再贷款政策的作用机制，创新推出更具市场化、直达性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活水”。
2023 Vol. 1 (11): 49-6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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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么，申明浩，丁子家，吴 非
凭借卓越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与各行业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逐渐实现深度融合，这既为金融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契机，也隐含着一定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拓展多元化金融需求，实现智能满足；提升银行业决策支持水平，实现数据驱动；助力定制设计与风险管理，实现金融服务精准化；引领银行业技术与管理风潮，推动技术与管理创新。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可能给银行业带来技术安全风险、成本衍生风险、决策引导风险、信息操纵风险、业务流程干扰风险、劳动力冲击风险和监管风险，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控。为此，需要夯实制度基础，构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促进银行业变革的安全防线；完善数字治理，提高银行业数据安全治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手段优势，增强银行业务系统韧性。
2023 Vol. 1 (11): 64-7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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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翔宇
在当今发达资本市场中，ESG投资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与被动投资策略相结合，且由机构投资者主导。这类ESG投资中，核心的代理问题不在于代理人过度关注投资组合的ESG表现而损害委托人的经济利益。正相反，在提升投资组合ESG表现的相关问题上，作为代理人的大型被动机构投资者不仅会保持理性沉默，还出现了理性虚伪的问题，导致其无法真正代表终端ESG投资者的利益偏好。积极ESG投资者的行动主义是缓解这类代理问题的有效路径，以ESG对冲基金为代表的积极投资者在选任ESG董事等方面的行动能够缓解理性虚伪问题，其他积极ESG投资者亦可通过声誉威慑机制缓解理性虚伪问题。相应地，监管机构亦有必要对被动ESG投资的理性沉默和理性虚伪问题有所回应。建议完善与积极ESG投资者行动主义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允许ESG基金终端投资者穿透式行使表决权，并强化基金管理费率与ESG指数监管。
2023 Vol. 1 (11): 77-8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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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卓瞳
在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救助面临的困境后，巴塞尔协议III要求商业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合同中加入生存事件条款，即当银行被监管部门认定为无法生存或者接受政府注资前，资本工具会被减记或者转股，以改善银行的财务状况。为了稳定投资者预期，应当明确界定生存事件条款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即“无法生存”和“公共部门注资及其同等效力支持”。考察我国目前银行减记型和转股型资本工具的合同约定，在生存事件触发后，会出现“债权先于股权被减记”或者“转股基准价格过高”的问题，导致原股东反而会因为银行经营不善而获益，诱发道德风险。参考欧盟的经验，生存事件触发后的效果不宜交由市场主体自行约定。建议把握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的契机，授权金融管理部门根据问题银行的净资产情况，依照股权和债权在破产清算中的受偿顺序，决定对资本工具予以减记或/和转股。
2023 Vol. 1 (11): 89-9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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