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成进
：基于当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转换的分析方法,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社会生产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时间理论进行再认识、再发展，从生产方式矛盾转换的视角论述时间分配、使用的四个阶段及不同特征：第一阶段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的自然经济阶段，生产方式中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们顺应天时，按照季节变换进行生产活动，被动地接受自然时间的安排；第二阶段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生产方式中的主要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们的时间多用于生产物质产品和恢复体力；第三阶段为当代社会，尽管人们拥有大量的可自由支配时间，但受消费文化、客观条件、主观能力的限制，自由时间并不自由，更多的是被白白浪费掉；第四阶段为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制度完善、文化先进，人们真正享有自由时间，时间对人的最大意义在于提升能力和修养、丰富阅历，时间成为财富本身。上述研究带来的政策启示：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人类对必然的把握能力，这是人类真正享受自由的基础条件；要不断完善制度，避免因制度不完善而消耗人类宝贵的时间财富；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引导人们把时间用于提升自我，不断迈向时间分配、使用的自由王国。
2018 Vol. 1 (1): 5-11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334
)
-
焦 嫚，黄健元，王 欢
：基于经济生命周期理论，使用国民转移账户收支模型，比较研究现行退休年龄、男女62岁和65岁退休方案下男性、女工人和女干部三类人群的国民转移账户收支情况。结果表明：在现行退休方案下，男性和女工人的国民转移账户收不抵支，女干部的国民转移账户收大于支；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国民转移账户收支状况，62岁和65岁退休方案均使男性和女工人的国民转移账户由赤字转变为盈余；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推迟居民起始工作年龄，进而削弱延迟退休年龄对国民转移账户收支状况的改善效果。综合考虑国民转移账户收支状况及青年一代起始工作年龄不断推迟的趋势，推行男女65岁退休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方案。
2018 Vol. 1 (1): 12-22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307
)
-
房胜飞，徐秋艳，马琳琳
：金融集聚是现代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研究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业的集聚水平较高且地区差异性比较明显，整体空间布局具有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特征；从全国来看，金融集聚通过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且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地区来看，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为负。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发挥好金融集聚效应、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加强区域间金融合作，打破地域壁垒，增强金融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加快金融产业集聚，推动金融产业和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金融产业的扶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补齐西部地区的金融供给短板。
2018 Vol. 1 (1): 23-31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327
)
-
费广平
：以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和自适应预期模型为基础，结合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实际情况，构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理论模型，并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人民币汇率预期存在一定的“超调”和较强的顺周期波动，市场容易受到非理性预期的影响，从而使得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反应过度；二是人民币汇率预期受贸易净出口变化影响不显著，外汇储备规模变化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影响最大，外汇储备规模稳定能够起到稳定汇率预期的重要作用，市场利率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影响较为持久；三是人民币国际化使跨境资金流动的空间扩大，放大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相对过去而言容易形成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四是在岸、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预期高度相关，但是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更大，比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预期具有更加突出的非理性特征。为此，要进一步增强逆周期调节因子的透明性，主动引导市场主体预期更加关注经济基本面；要保持外汇储备规模适度和相对稳定，避免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快速下降；要从经济金融发展客观规律出发，适时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确保人民币国际化平稳、有序推进；当汇率预期严重脱离经济基本面可能引发汇率大幅波动时，要果断进行入市干预，扭转市场非理性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的信心。
2018 Vol. 1 (1): 32-41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301
)
-
孟娜娜，蔺 鹏
：监管沙盒是适应金融科技创新规律和发展动向的监管新范式，能够有效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和风险管控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金融安全性、效率性和普惠性的协调。监管沙盒作为创新性金融科技监管机制，与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实践相匹配、与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逻辑趋同、与我国金融改革试点实施路径一致。然而，监管沙盒机制在我国的实施还面临着诸多障碍。为此，要运用穿透式监管甄别伪劣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沙盒的准入管理；融入金融包容理念以营造稳定的监管环境，为监管沙盒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监管科技建设，提升监管的时效性和精准性，强化监管沙盒的技术依托；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兼顾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保障监管沙盒机制的顺利运转。
2018 Vol. 1 (1): 42-49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316
)
-
董玉峰，赵晓明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能够有效兼顾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目标。但是，由于概念认识不清、金融监管和行业自律不足、消费者金融素养不高等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定位和理念不正确，故意掩饰互联网金融的实际借贷成本，向不合适的借款人发放不当贷款，此外，金融科技创新也会引发弱势群体“数字排斥”。建立负责任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要从金融供给商、金融消费者和监管部门三个维度共同着力，一是要推动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开展负责任的数字化金融创新，提高面向金融消费者的信息透明度；二是要完善金融消费者教育长效机制，提升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契约精神，引导其选择与自身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要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激励与监督机制。
2018 Vol. 1 (1): 50-56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300
)
-
张 浩
：近年来，我国信用债市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潜在风险，主要表现为违约风险事件发生常态化、违约主体性质多元化、违约债券品种多样化以及违约企业所属行业分布扩散化、所属地区分布分散化的特点。鉴于未来我国发债企业整体上债券到期规模将会扩大，而企业盈利能力处于较低水平、债务负担继续增加、运营压力逐渐加大，在今后一段时间，信用债市场仍将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需要高度关注市场风险态势、准确研判相关影响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为此，要加强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大力推动信用衍生品市场发展，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分散、分担的有效工具；完善债券违约风险处置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制度建设，促进债券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2018 Vol. 1 (1): 57-67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325
)
-
张超宇，陈 飞
：P2P网络借贷平台原本应该是单纯地提供借贷双方信息的中介机构，而在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模式发生了异化，演变为既提供信息支持又提供信用支持的复合型中介机构。P2P网络借贷平台模式异化的实质在于平台定位与风险控制手段的异化。目前，大多数P2P网络借贷平台引入担保机制作为风险控制手段，然而担保机制在事实上并不能很好地进行风险防范，相反可能造成风险的集聚，因此，P2P网络借贷业去担保化成为必然要求。去担保化意味着P2P网络借贷平台不再错位地担当信用中介，而是回归信息中介的定位；意味着P2P网络借贷平台要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体系以降低金融风险而非转移金融风险。具体来看，在推进P2P网络借贷平台去担保化过程中，一方面要采取建立健全强制信息披露机制、完善第三方资金存管制度等方式，积极推动平台回归信息中介定位；另一方面要在网络借贷融资中引入责任保险机制，完善风险准备金制度，强化平台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2018 Vol. 1 (1): 68-74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357
)
-
倪宣明，肖 一，黄 嵩
：有限合伙制是私募基金的主要组织形式，基金合伙人的利益受到利润分配模式的影响。建立利益不一致模型，对不同利润分配模式的影响及其激励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引入回拨机制以缓解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利益冲突。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分配制对普通合伙人是弱占优机制，但普通合伙人可能缺乏足够动力去降低后续失败项目的损失；期后分配制对有限合伙人是弱占优机制，但可能导致对普通合伙人的激励不足；回拨分配制兼有项目分配制的激励普通合伙人优势和期后分配制的保护有限合伙人利益优势，可作为私募基金利润分配的首选模式；由于回拨机制对普通合伙人具有较好的激励作用，回拨分配制下有限合伙人的净收益可能高于期后分配制下对应的情形。
2018 Vol. 1 (1): 75-82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289
)
-
袁中美，郭金龙，胡志军
：在我国，关于保险业操作风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操作风险管控总体上还处于单独识别、定性与定量管控相结合的初级阶段，尚无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可供借鉴。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从操作风险的度量方法、度量偏误、影响效应、管控策略等方面进行全面评析，发现精确度量操作风险监管资本是有效管控操作风险的重要前提，但现有度量方法各有优劣，假设条件较为严苛，模型构造越复杂则对损失数据的要求也越高。操作风险不仅给保险公司带来较大的声誉损失，还与保险公司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之间产生交互影响，甚至对整个保险业造成破坏性影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保险公司如何实现精细化风险管理进行了探索，然而与构建具有适度保守性、风险敏感性、可比较性、稳定性的操作风险管控框架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今后，可以从完善理论体系、优化度量方法、拓展研究视角、强化管控结果应用等四个方面，深化保险公司操作风险管控问题的研究。
2018 Vol. 1 (1): 83-91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293
)
-
武 晋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家族信托成为许多高净值人士青睐的财产处分方式。相较于一般信托，家族信托更加突出地体现了信托制度的本源价值，即信任、托付以及对财产的有效利用。但目前国内普遍存在把家族信托当作一种投资型信托产品的认知偏差，家族信托在运营中也面临着法制困境，具体表现为家族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明确，家族信托登记制度有待完善，缺乏配套的税收制度支持。为推进我国家族信托业务有序发展，建议在《信托法》中明确和强化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规范，对受托人引入审慎投资者规则、信托事务处理义务、忠实义务和公平义务，并将义务内涵明确化和具体化；完善《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实现家族信托私密性和交易安全的价值平衡，并针对家族信托的一些特殊问题细化登记规则；根据信托导管理论和信托实体理论确定家族信托的课税原则和课税主体，建立分类规范的家族信托税收制度。
2018 Vol. 1 (1): 92-100 [摘要]（
0
）
HTML
(1 KB)
PDF
(0 KB)
(
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