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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诚君
：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下一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然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是全球化、WTO规则和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近年来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数字经济、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新因素，对我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分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将产生深远影响。金融可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以及经济社会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尤其需要强调本币主导、本币优先，在中国企业对外产业转移过程中优先使用人民币，为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提供更好的保障、支持和服务。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多方面优势条件，可率先实施。
2020 Vol. 1 (12): 3-1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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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岷峰，徐阳洋
：在线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在给线下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为在线新经济提供了发展契机。未来随着疫情防控的结束，在线新经济发展突发性的驱动力会减弱，但科技的持续发展、电子设备的普及、新基建的建设加码、居民收入的提高、人力资本升级以及企业降低成本等因素会为在线新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使得在线新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因此，根据在线新经济独特的马太效应、边际成本较低、外部经济性较强、具有较高的渗透性等特点，为进一步推进在线新经济的健康发展、规范在线新经济市场，应进一步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要素保障，健全安全保障体系。
2020 Vol. 1 (12): 11-2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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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钧，冯永飞
：个人银行账户分类管理政策是我国一项重要的账户改革政策，但政策实施效果一直未得到科学的评估。本文基于某商业银行脱敏后的账户信息与交易信息数据，通过PSM-DID模型来构建反事实框架，研究个人Ⅱ类户开立对原有Ⅰ类户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以此探讨账户分类管理的政策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个人开立Ⅱ类户显著增加了原有Ⅰ类户的消费金额，同时显著减少其消费笔数；人均GDP越低的地区，开立Ⅱ类户对原有Ⅰ类户消费金额的促进效应越显著，但对消费笔数的影响越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尽管账户分类管理政策取得了初步的预期成效，但对于人均GDP相对低的地区，应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和普及，引导个人主动开立并合理使用Ⅱ、Ⅲ类户，同时推动商业银行开发更多的账户线上应用场景。
2020 Vol. 1 (12): 23-3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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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飞
：实施机构准入监管，是遏制金融控股集团野蛮扩张、不当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的直接和有效手段。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机构准入监管框架已初步搭建，但仍存在一些难以适应监管实施客观需要的不足之处。为此，本文从监管者视角出发，深入阐述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机构准入监管的实施路径，指出准入实施仍将面临金融机构外延不统一、数量型准入门槛局限性较强、“控制”判定难度大等现实困境，并提出深化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外延、“控制”判定等基础性问题研究；提升监管部门的信息知悉效率，缓解数量型准入门槛的局限性；保持金融控股公司机构准入制度的松紧适度等完善建议。
2020 Vol. 1 (12): 35-4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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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伟
：监管沙盒是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缓和法律滞后性的重要监管创新。监管沙盒在程序上分为准入、测试和退出三大环节，其中退出环节担负着对沙盒测试结果进行评估的职责，在形式上分为申请延期、勒令退出、主动退出、到期评估退出，以及申请预案中的应急退出方案。我国目前的监管沙盒地方实践存在缺乏退出指导、沙盒测试混业性挑战分业监管等问题，未来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地情况，逐步建立对应不同退出情形的沙盒退出引导制度，规定对沙盒测试的最终评估标准，主要包括合规性标准和普惠性标准。
2020 Vol. 1 (12): 44-5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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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慧中，别 曼
：国内普遍认为，过去2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本文基于GDP和GNP两个指标，深入分析日本近三十年的真实经济增长水平，发现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更像是日本由GDP导向向GNP导向转型的过程，是其经济增长模式、产业发展路径转变的二十年。日本由二战后较长时期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内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除了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和产业升级的实践给我国带来的启示包括：第一，应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产业升级；第二，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好“两个循环”；第三，应提高“走出去”实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2020 Vol. 1 (12): 54-6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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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虹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商业银行面临着经营业绩整体下滑、资产质量持续承压的挑战，也面临着大力发展“零接触”金融服务、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在金融监管政策力促金融服务线上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推出各种线上金融服务纾解企业融资困境，场景融合推动战疫服务线上化，数字运营、专属理财改善用户体验。但我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还存在基于超强感知能力的精准画像不足、基于明智决策能力的精准定位不足、基于快速执行能力的精准施策不足等隐忧。为此，商业银行应在文化理念上加快转换，融入数字思维；在数据运用上加快创新，推进数据治理；在技术领域上加速渗透，夯实数字基建；在运营管理上加快迭代，协同创造价值。
2020 Vol. 1 (12): 63-7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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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宜庆，王茂川，李雨纯，李佳欣
：伴随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深入推进金融普惠与贫困减缓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路径，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与方式。本文基于2013—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门限模型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实证方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数字红利”显著；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收入存在非线性关系，具有门限效应，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跨越门限值后，能进一步激发增收效应；第三，分区域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表现为东部最强，西部次之，中部最弱；第四，分时段来看，国务院颁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后，政策的支持提升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第五，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三个子维度中，覆盖广度是增收效应的主要推动力。为充分挖掘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力，提高金融普惠力度，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基于经济水平实施区域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推进数字金融教育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以充分释放“数字红利”。
2020 Vol. 1 (12): 71-8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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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昶
：机械地区分有限公司中的全体股东意志与公司意志并无实益，股东协议倘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其通过标准高于股东决议的法定标准，更能体现公司意志，故股东协议具有“组织属性”。即使公司章程的修改、股东会决议对特殊事项的通过以超多数决为原则，但其仍系股东在加入公司时即默认的结果，仍属法律上的“合意”，故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东协议、股东决议与公司章程并无本质区分，皆兼具“合同属性”与“组织属性”双重属性。在设立公司、股东退出、拓展或者让渡股东权利方面，应允许股东通过股东协议的方式决定《公司法》内部治理制度的适用，以达到尊重股东意思自治的目的。应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特殊决议事项，股东不得通过股东协议的方式将此项权利让渡给股东会以外的个人或组织。
2020 Vol. 1 (12): 85-9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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