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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涛
：本文基于金融周期差异、中介效应视角，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内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冲击；第二，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中美股票指数差异及经济增长率差异等因素对中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影响较大；第三，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美元指数、全球资产配置风险偏好等中介变量对中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产生显著性影响。为有效防控我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建议：一是应重视内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的冲击效应，警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造成的跨境资金外流问题；二是应及时丰富、调整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工具箱，持续完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加大微观监管力度；三是应强化理性引导，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021 Vol. 1 (4): 3-1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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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导致了全球公共债务的急剧上升，并引发未来发生债务危机的担忧。本文采用PSTR方法，对135个国家在1970-2018年间的债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公共债务率超过106%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其中，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率的门槛值只有88％，这意味着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更高的债务率。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公共债务进行了细分，发现短期外债和长期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长期公共外债的转换点非常陡峭，而短期外债则相对平缓。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各国在执行债务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其所处金融发展水平、债务期限和结构所带来的不同影响。
2021 Vol. 1 (4): 16-2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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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庆峰，林腾雄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利用2003-2018年的季度数据对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引发经济波动，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金融加速恶化企业绩效；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绩效短期内出现下滑、长期内上升；第三，杠杆率对企业融资的抑制效应在融资约束越大的企业表现更为明显；第四，所有权性质和规模不同的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冲击和金融摩擦程度存在异质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维护经济稳健发展、保障企业平稳运营，建议：一是在实施经济政策调整经济运行时，应当通过媒体等渠道合理地引导公众预期，减少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二是应当及时采取积极措施降低国际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风险，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定；三是应加快完善金融体系建设，使金融系统服务于实体经济，避免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2021 Vol. 1 (4): 30-4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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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思颖
：政府投资基金作为兼具制度优势和市场敏锐性的投资工具，在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选取2008-2014年政府投资基金参投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投资基金和民营风险资本在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方面的投资效果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相较于民营风险资本，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能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科技创新促进效果；第二，政府投资基金投资后的第3年为企业科技创新效果得以相对充分释放与投资效果逐步衰减的关键时间分界点；第三，政府投资基金在第二产业、沿海地区以及成熟企业的投资上能取得更优的科技创新促进效果。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是应充分认识政府投资基金对企业科技创新促进的效果优势，并积极运用以释放工具潜能；二是应注意把握投后第3年的时间节点，合理部署后续投资规划；三是应基于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效果特性，根据基金属性差异和市场环境因素健全相关政策机制、优化基金顶层设计。
2021 Vol. 1 (4): 45-5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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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兵，杨咏文
：现有研究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本文基于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外生冲击，将企业爱心捐赠视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缩影，深入考察企业捐赠对其股票收益率的短期影响。研究发现，疫情期间进行捐赠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股票收益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增加媒体报道数量和提升投资者关注度而实现的。此外，媒体报道对规模越大企业的股票收益率的促进作用越强，而投资者关注度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与企业是否定向捐赠重灾地区无关。本文结合事件研究法和DID方法检验了股票市场对危机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应，并检验了上述作用机制。
2021 Vol. 1 (4): 56-7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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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宇锋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技术支撑的智能化金融监管，具有多种应用维度，能够有效防范金融科技创新风险和金融大数据垄断。智能化金融监管实现了“让数据自己说话”，与传统监管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可伸缩操作特点，有利于解决监管套利、监管滞后和监管模糊等问题。监管沙箱和金融创新生态体系是智能化监管行之有效的模型框架和实践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的三元悖论，在保持金融科技创新活力的同时提高监管的反应速度和动态化能力。为构建智能化金融监管体系，监管机构需要树立新的监管理念，充分发挥智能化监管的操作优势，正视金融科技创新及其风险，提高大数据获取能力，深化监管改革，助力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1 Vol. 1 (4): 71-8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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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林
：长期以来，提高居民养老质量及其可持续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尤其是我国在较长时期内都将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如何让老年人的生活更有质量、更有保障，是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应有之义和客观要求。当前，在基本养老保险发展收支缺口加剧、企业年金发展缓慢、个人养老金储备不足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继续推进“以房养老”试点对于拓宽养老金筹资渠道、提高养老金积累速度、扩大养老金规模具有重要意义。从前期试点情况看，进展不及预期，问题主要集中在试点产品及其配套机制方面，尤其是房屋产权及继承权制度冲突、产品风险防范处置机制缺失、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及经营能力不足等问题。针对试点以来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特征，应坚持供给侧改革，重点解决市场供给不足的堵点和难点，大力推动产品创新、制度创新。一是要加快完善配套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破除现有制度冲突和制度障碍；二是要尽快建立国家层级的专业担保机构，筑起风险隔离防火墙机制；三是要继续加大金融市场乱象整治力度，持续净化巩固市场经营环境；四是要将健全合格投资者机制建设作为完善金融市场的长效机制；五是要推动金融机构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创新，开发多样化的产品类型和服务模式。
2021 Vol. 1 (4): 81-8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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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倩
：2020年4月爆发原油宝事件时恰逢《九民纪要》出台不久，这一事件引发了学界及业界对投资者适当性的热议。该事件爆发的直接诱因是涉事商业银行在履约阶段未尽风险示警义务，但若以《<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之先合同义务理论来解释适当性义务的法律性质，金融消费者恐难以援引适当性义务获得救济。涉事商业银行提出根据投资金额给予差别化补偿的和解方案，反映出差别化保护之必要性。司法实践中，法院对适当性义务法律性质的界定尚不周延，且对金融消费者自身特质发现不足，容易造成无差别保护的结果。鉴于此，一方面，有必要在司法适用时厘清适当性义务的法律性质；另一方面，应当构建金融消费者的差别化保护模式。
2021 Vol. 1 (4): 90-9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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