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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春，曾园园
：美国是全球数字贸易第一大国，数字贸易规模及相关基础设施较为先进，对其出口和就业贡献显著。美国希望持续引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维持自由开放的数字贸易政策，以维护其经济和数字霸权的核心国家利益。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有意建立“民主数字供应链”，以数字贸易及相关规则为武器，打压非盟国尤其是我国的发展。鉴于此，我国亟需大力发展数字科技，同时为升级数据安全相关制度做准备，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和数字贸易合作。
2022 Vol. 1 (4): 3-1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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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天
：本文构建了包含异质性企业、气候环境因素和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在防范绿色转型风险方面的传导机制及最优政策组合问题。研究发现：第一，金融摩擦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生产对气候的负向外部性,但会放大宏观经济波动，增加福利损失。第二，不存在金融摩擦的情景下，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显著改善福利表现，进一步配合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增益效果并不显著；但存在金融摩擦的情景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配合实施差异化的宏观审慎政策能显著改善福利表现。第三，单独实施宏观审慎政策难以有效减少碳排放及福利损失，配合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则能大幅降低碳排放，削弱绿色杠杆率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超调影响，提升政策的有效性。建议我国央行持续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聚焦于绿色转型风险，积极构建“前瞻性识别、逆周期应对”的宏观审慎调控机制，并做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2022 Vol. 1 (4): 14-2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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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贤环，杨钰洁
：本文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内部控制缺陷及其整改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程度的影响、作用机理及其情境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内部控制缺陷会显著加剧企业“脱实向虚”程度，而内部控制缺陷整改能显著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程度；第二，内部控制缺陷通过加剧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企业“脱实向虚”的程度；第三，机构投资者持股、媒体监督、国有产权均与内部控制有较好的协同治理效果，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上市公司应正确认识内部治理机制的重大效能，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时披露并纠正内部控制缺陷问题，以抑制“脱实向虚”行为；第二，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及其整改情况披露的强制性要求，建立健全授权审批制度，防范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第三，监管部门应鼓励和引导机构投资者、媒体等积极发挥对企业的外部监督作用，完善我国机构投资者行业相关制度的建设。
2022 Vol. 1 (4): 30-4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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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勇
：发展慈善事业是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捐赠人建议基金由资产捐入、保值增值、合规赠与等环节构成，具有税费优惠大、尊重捐赠人意愿、捐赠设计理性等优势，能有效激励个人捐赠、合理调整善款分配与引导社会理性捐赠。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着个人捐赠偏少、善款分配失衡、捐赠非理性化等问题，发展捐赠人建议基金有助于提高个人捐赠比例，拓宽慈善事业筹资渠道。在我国现行慈善法体系下，捐赠人建议基金可通过登记为慈善组织分支机构的方式获取公募资格，以联合劝募形式与服务型或综合型慈善组织合作，依凭自身优势募集款物并合规赠与至服务型慈善组织，在实现募用分离的同时让捐赠人获得以最初捐入款额为准的税费优惠。
2022 Vol. 1 (4): 46-5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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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太辉，张彧通
：农村中小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银行，如何服务全面乡村振兴已成为当前的重大现实和政策问题。当前农村中小银行服务乡村振兴面临不少短板，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服务供应链循环不畅，与乡村产业供应链缺乏协同。基于调研数据和典型案例的研究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现金融服务供应链与乡村产业供应链的“双链联动”：金融服务供应链和乡村产业供应链协同利用共性基础设施、共享数字技术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在两条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推动客户、渠道、场景的联动，从而实现金融服务供应链和乡村产业供应链的相互促进与质效提升，进而以产业振兴带动全面乡村振兴。实施“双链联动”需要用好五大抓手：数据方面与数字乡村治理协同，强化数据收集利用；产业方面与核心实体企业协同，强化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生态方面与互联网科技公司协同，提升生态、场景、科技赋能；渠道方面与乡村服务下沉协同，抓好渠道联动、线下网点、移动服务、金融村官等重点；合作方面打造农村中小银行共性基础设施，提升数字化赋能创新效率。
2022 Vol. 1 (4): 55-6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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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洁，韩 淋，修 晶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之一，产业发展是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农村金融体系薄弱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而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式。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推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实现包容性增长；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改善金融服务，提升中小企业和乡村创新活力；推进各地充分平衡发展，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针对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基础薄弱、使用形式局限和潜在风险问题，本文建议：第一，重视技术创新发展，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和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二，结合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与发展趋势，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第三，重视农村居民金融教育，提升金融素养和金融决策水平，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制化监管防范数字金融风险。
2022 Vol. 1 (4): 70-7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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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勇，宋丽玉
：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消除潜在竞争，存在对具有竞争力的初创中小平台企业进行扼杀式并购的偏好。平台经济领域扼杀式并购潜藏着强化市场集中、阻碍市场创新、损害消费者权益和破坏市场秩序及环境等竞争隐忧，这种无序并购的行为应引起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高度关注。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在对平台经济领域扼杀式并购的识别、评估和事后干预方面表现出了滞后性。为此，需要结合平台经济的特性和扼杀式并购的特点，引入并购审查交易额标准以补充目前单一的并购审查营业额标准，突出宽泛的相关市场界定、累积效应和创新等因素在竞争损害判断上的作用，强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事后审查以构建合理有效的全过程控制机制。
2022 Vol. 1 (4): 79-9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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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菲
：深港通交易中，因证券交易地和投资者所在地分处不同的法域，在管辖权、法律适用等方面容易产生冲突，如何解决跨境证券侵权行为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成为法院面临的难题。新《证券法》确立了“效果主义”的域外管辖原则，但并未明确具体适用的标准。结合“深港通”证券监管的“主场原则”，建议内地法院在处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证券侵权纠纷管辖权冲突时，首先应遵循“属地管辖优先，域外管辖例外”的原则，即由证券交易发生地法院优先管辖，只有在侵权行为对内地证券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利益产生实质性的、直接的、可预见的影响时，内地法院才行使域外管辖权。在明确管辖权后，应以法院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内地与香港还可以协商统一证券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则，试点大湾区证券侵权纠纷联合解决机制，通过设立联合法庭、联合仲裁庭等方式，促进规则对接，统一法律适用。
2022 Vol. 1 (4): 91-9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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