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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贵
：近年来，国内部分金融控股公司“野蛮生长”，存在着资本运营乱象频发、公司治理规范性不足、集团管控模式粗放、综合金融业务协同扭曲、全面风险管理能力不足、金融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难以适应新形势下金融业持续稳健发展的现实要求。从外部环境看，当前金融控股公司正面临着金融业监管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金融资源配置从“脱实向虚”走向“脱虚向实”、金融竞争格局从“国内竞争”走向“国际竞争”、金融发展动能从“资本驱动”走向“资本与科技双轮驱动”等重大转变，加快战略转型的迫切性进一步凸显。金融控股公司实施战略转型，实现从“野蛮生长”到“稳健发展”的转变，要采取适当的资本运营模式，确定产融协同的合理边界，选择稳健的规模扩张路径；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完善公司治理架构，梳理、规范股权等利益相关者关系；实施高效的差异化集团管控模式，推进管控模式稳步升级；探索清晰的业务布局协同路径，制定科学的业务布局规划，设计有效的业务协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与公司总体战略相匹配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注重强化关联交易风险的管理；增强科技驱动的综合金融竞争力，高起点规划金融科技板块的功能和定位，强化科技支撑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2018 Vol. 1 (6): 3-1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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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高，赵洪岩，陈蒋辉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名义值）长周期拐点已现，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收益率底部将会在波动中抬升。过去近40年，美国名义利率下行是通胀大缓和的结果，而低通胀的原因在于背后超级经济力量的迭代，即新制造业力量的崛起。制造业转移中的“大国效应”即规模优势，是美国国债收益率长周期的主要推手。新一轮制造业转移很可能是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这将会逆转长期缓和的通胀水平，开启全球利率上升周期。考虑到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进步，未来长周期高点或低于过去，但仍将给全球经济与市场带来颠覆性的影响。长期来看，大宗商品和股市仍有机会，但分化加剧，市场波动也会更加剧烈。对中国而言，短期内高利率将对资产价格产生压力，盈利能力强的资产价格的表现将好于大市。相对而言，股票好于债市，下游好于上游，能源价格好于黑色金属，新经济好于传统行业。如果CPI上升快于PPI，将抑制名义GDP和企业盈利增速；利率上行推动消费升级，中国将与更多国家或地区出现贸易逆差，最终可能成为贸易逆差国。
2018 Vol. 1 (6): 12-1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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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祥云，孔凯歌，丁晓峰
：信贷缺口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周期资本缓冲管理和危机预警的重要指标，从提出到使用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一方面，信贷缺口无论是在逆周期资本缓冲方面，还是在金融危机预警方面，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指示器和早期预警指标；另一方面，该指标也存在测度争议及对于部分经济体来说适用性不足等问题，还有一定程度的改进空间。因此，在实际运用中，不能机械地照搬，需要根据各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和应用领域对该指标进行适当调整，以期构建更合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指标。尽管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信贷缺口作为金融风险预警的一个有效指示信号，逐渐成为很多国家进行金融监管的参考指标。在当前我国信贷风险防控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合理、有效地运用该指标对于改进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研究：一是改进信贷缺口指标的测度方法；二是进一步研究信贷缺口指标的测算口径；三是基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挂钩变量和参考指标，进一步探索信贷缺口在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构建及实施中的应用。
2018 Vol. 1 (6): 19-2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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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秋梅
：比特币既不同于商品货币，也不同于信用货币，其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其发行者对比特币不承担偿付义务。本文基于商品交易过程中社会财富状况的变化，对比特币是否具有货币属性进行研究，主要结论：第一，无论使用商品货币、信用货币还是比特币，交易均不会使得社会财富总量发生变化；第二，使用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进行交易不会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第三，使用比特币进行交易会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状况，把比特币最终接盘者的财富分配给其他参与者，可见，比特币不是货币，比特币交易只是一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游戏”。
2018 Vol. 1 (6): 28-3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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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越
：采用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竞争对系统性银行风险即单家银行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边际贡献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提高了系统性银行风险水平；行业竞争与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关联动态依赖于利率市场化水平，随着利率市场化由初期阶段转为成熟阶段和完成阶段，竞争与系统性银行风险的相关性由负转正；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等监管约束加大了部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某些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要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确保银行业集中度下降速度可控；引导商业银行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差异化竞争；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后期的监管配套制度，建立和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防控银行体系风险。
2018 Vol. 1 (6): 33-4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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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扬
：依据网点建设、品牌价值和行业地位三个维度的综合实力排名，将样本城市商业银行分为三种类型，运用2009-2016年相关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多元化的经营绩效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一是综合实力较强的第一类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多元化能够显著提高经营绩效，负债多元化能够提高盈利水平但同时也会增加经营风险；二是综合实力一般的第二类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多元化能够显著提高经营绩效，负债多元化在降低盈利水平的同时增加经营风险；三是综合实力较弱的第三类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多元化对经营绩效具有负效应。上述研究结果对城市商业银行制定经营策略、改进资产负债管理的启示：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商业银行要主动适应新形势，统筹表内外资产负债管理，从传统的“以存贷管理为核心”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转向“大资产负债”管理模式；综合实力一般的城市商业银行要加强主动型资产负债管理，提升资产负债管理层级，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结构；综合实力较弱的城市商业银行要巩固传统资产负债业务，重视与当地客户的关系，着力发展特色金融服务。
2018 Vol. 1 (6): 47-5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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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梦瑶
：电子化交易在改善金融市场信息质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电子化交易也在一些交易标的标准化程度高、流动性强的固定收益市场中促进了自动交易技术和高频交易策略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固定收益市场的微观结构，由此带来价格形成机制、流动性供给方式和交易模式等诸多变化，对市场质量和稳健性产生重要影响，国际上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借鉴。针对部分电子化交易平台中高频交易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我国债券市场有必要继续坚持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为主、场内为辅”的发展模式，将电子化交易平台定位为通过提供覆盖债券各生命周期的全流程业务、实时交易和数据信息服务，实现前中后台一体化管理和价格、风险监测等功能，提升市场透明度、运行效率和流动性。在加强机制创新的同时，要注重风险管控，确保电子化交易平台高效稳健运行，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未来，在监管层面有必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关注电子化交易平台的稳健性以及应对市场压力的能力；二是健全市场监测与风险预警相关制度和指标体系；三是结合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新趋势，强化对电子化交易平台的宏观审慎管理。
2018 Vol. 1 (6): 57-6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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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振兴
：资产管理行业经历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为投资者创造收益、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问题。2018年4月，对资产管理行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规范发展具有重要指引意义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资管新规的出台有助于统一监管、打破刚性兑付、降低杠杆水平、防范金融风险。同以往的监管规则相比，资管新规提出了系统性的监管措施，监管和处罚力度有所加大。然而，资管新规也存在若干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明确的条款：一是资管产品的统一标准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与界定，二是有必要制定更加科学的估值方法以计算产品净值，三是对部分产品的久期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四是对开放式产品的界定不够清晰。短期来看，资管新规对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扩张会带来一定的制约，产品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转型必然带来行业的阵痛。但长期来看，资管新规将从根本上纠正资产管理行业的违规操作，促使资产管理行业由以往的粗放式增长逐步转向规范化发展。
2018 Vol. 1 (6): 66-7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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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慰曾，施心德
：互联网消费金融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扩大内需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发展失范、加剧金融风险的问题，其根源在于信用错配。互联网消费金融信用错配主要表现为信用高配和信用低配两种形式，其现实矛盾衍化出金融普惠与主体自利、次级客户与高额授信、有限体量与巨额风险、应然对策与实然出路相互冲突的悖论，因此，有必要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修复。互联网消费金融信用修复的关键在于匡正市场主体间的信息缺失、信息不对称与信息欺诈，从而摆脱逆向选择，实现信息的相对对称，实现适度授信、科学授信、合规授信的目标。完善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信用制度，可从征信、评信、用信等方面着手，扩大征信市场信息存量，坚持公共征信与市场征信并行的模式；发挥信息工具的技术优势，运用大数据优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信用评价体系；构建互联网消费金融“黑名单”的披露与共享机制，逐步打破市场 “信息孤岛”。
2018 Vol. 1 (6): 73-8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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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军，刘 超
：不良资产风险缓释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的关键环节。受体制机制及经济周期因素影响，新一轮不良资产既面临“老大难”问题，又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问题：一是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监管考核方式较为僵化，二是不良资产市场供需并未完全匹配，三是不良资产交易信息碎片化严重，四是不良资产投资者保护机制存在缺陷。传统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已无法完全适应当前市场发展和风险化解的客观需要，为此，要加强不良资产监管考核机制的顶层设计，尽快打破不良资产一级市场垄断格局，完善不良资产信息披露机制，优化金融法治环境，切实保障不良资产各类投资者包括民间投资者的权益。
2018 Vol. 1 (6): 82-8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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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朗
：基于提高信托产品流动性的作用和高效益的双向投资功能，信托受益权质押担保逐渐为我国金融市场所接受，并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目前我国信托受益权质押担保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信托受益权质押担保是否存在正当性，要建立怎样的制度体系，以及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实现信托受益权质押。理论层面研判、制度价值剖析和域外经验借鉴表明，信托受益权质押担保具有正当性。在全面有效的监管下，监管当局可通过限制业务体量并严控风险的方式，逐步放开资金信托受益权质押担保业务。我国在信托受益权质押担保方面的立法空白，不利于权益保障的可预期性，有损司法审判的社会公信力。为此，建议制定信托受益权质押担保专项法规，将流动性提升与风险管理并行，组织法规范与行为法规范并列，明确信托公司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明晰信托受益权质押担保制度的具体内容。
2018 Vol. 1 (6): 88-9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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