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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曜，陈一稀
：香港三类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结算汇率、两种不同交割方式，目标客户及交易功能不同，市场主体对冲汇率风险的功能主要由场外工具承担。可交割本金远期市场和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主要参与者均为银行，前者有实需的参与主体更多；常态化交易下两个市场走势较为一致，对即期汇率影响不大。外部冲击下，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使用远期人民币的波动较大，即期汇率中离岸人民币波动更大，可能带动人民币同向变化。期货交易的主要参与者是非银行机构，以交易需求为主，风险对冲和套利需求为辅。香港人民币衍生品市场发展主要源自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对香港离岸市场建设的大力支持。未来香港市场活跃度将继续受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波幅和预期的影响。建议扩大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并提升流动性管理能力，促进可交割产品更贴近服务实需；不断丰富优质人民币资产，满足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对抵押物的需求；不断丰富市场主体，引导其使用好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和期货市场等投机性较强的市场；不断丰富配套产品，加强对新产品和新政策的解读。
2021 Vol. 1 (1): 3-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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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岷峰，徐阳洋
：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产生多维、深度影响。金融科技助力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但也造成金融市场的伪创新以及科技过度金融化等乱象，挑战了金融监管，加剧了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科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监管健康的生态对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应推动金融科技坚守初心、坚持向善，回归科技的本源；同时完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加强金融监管，激发金融创新正能量，充分发挥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推动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加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大力发展监管科技。
2021 Vol. 1 (1): 10-1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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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锋，钟玉婷
：在抵御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冲击过程中，各国均进行了货币政策调整。欧洲和美国均采用超低利率政策，期望通过“以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刺激消费和投资以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本文构建内含传染病（SIR）模型的DSGE模型，刻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渠道，进而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常规货币政策机制下，新冠肺炎疫情形成的总需求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引起宏观经济衰退，具体表现为产出、消费和就业减少以及通胀下降，且这一衰退具有较强的持久性。第二，超低利率政策下，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宏观经济“呆滞性”衰退，即产出、消费和就业表现出永久性减少；同时，这一冲击还引起通胀上升，使宏观经济呈现“低产出（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滞胀”特征。总的来看，超低利率政策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危害可能远超过常规货币政策情形，因此，采用超低利率政策并非最佳选择。基于此，我国应继续采用灵活适度的稳健型货币政策，并通过以“新基建”为重要内容的扩大内需战略拉动经济复苏。
2021 Vol. 1 (1): 20-2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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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亮
：当前科创企业整体呈现出“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特征，使得其在经营发展中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可探索采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更多投向科创企业。通过对比分析美联储主街贷款计划（MSLP）和我国央行推出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CLSP），结合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特征，提出创设直达科创企业的货币工具——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支持计划（PLSP），计划包含四个主要创新点，旨在提升商业银行科创贷款的投放意愿并精准投放贷款。构建了涉及人民银行、知识产权局、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中介机构五方主体的科创企业金融工具“几家抬”框架，旨在通过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有效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21 Vol. 1 (1): 30-3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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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念伟，陈 敏
：随着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系统性风险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成为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将逆周期资本缓冲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纳入其中，将宏观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的信号，以福利效应最大化为标准，研究在多元化的外生冲击环境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制度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通过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存在局限；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三是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一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目标、工具、手段上应该相互独立。二是要完善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快双支柱政策框架体系建设。
2021 Vol. 1 (1): 39-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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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婉，张乐柱
：本文使用2018年477份农户调研数据，结合中国农贷市场特点，从社会资本和人格特征两个维度衡量农户软信息指标，利用计量模型分析软信息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第一，社会资本越多，农户获得正规借贷的概率越高，但人格特征对农户获得正规贷款没有显著影响；第二，社会资本越多、人力资本越多，农户获得非正规借贷的可能性越高；第三，农户纯收入越高，社会资本对正规借贷可获性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但是收入水平无法调节软信息对非正规借贷的影响。上述结论的启示：第一，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处理技术，将分散的农户交易数据整合，识别农户隐藏或者外显的软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二，农户要积极培育自身软信息质量，注重个人诚信、道德品质和能力素质的培养；第三，政府应加快促进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有效结合，利用金融联结优势，改变传统信贷交易模式。
2021 Vol. 1 (1): 58-6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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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圣金，刘相阁，叶国安
：充分发挥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管制这两种工具的比较优势，对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通过改变境内借款者向境外贷款所面临的实际利率，提高境内借款人的融资成本，遏制其过度借贷，具有防范化解的特征，适合常规使用；资本管制通过阻断境内居民与非居民间的金融交易，隔离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强制性特征，可作为最后手段。这两种政策工具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可能降低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预警监测体系，优化管理框架和法律制度，丰富政策工具箱，强化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强化信息披露和预期引导，加强与主体经济体的政策协调。
2021 Vol. 1 (1): 68-7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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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冉，文学国
：个人破产既是一种失信惩罚措施，也具有保护诚信债务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人文价值。随着国内对个人破产法的日渐关注，通过审视美国个人破产制度运行一百余年来产生的主要问题，分析国内个人破产机制的规范构建，有利于优化制度设计并降低制度运行中的风险。前置要素方面，我国应颁布个人破产法、设立专门的破产法官、允许公民主动申请破产；主体制度方面，应在严格设定个人破产“门槛”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破产清算、财产豁免以及个人破产恢复等机制；配套制度方面，应出台个人失信惩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和必要的限制措施，使个人破产与失信惩罚、征信管理、信用信息等机制相融合并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国内信用体系的完善。
2021 Vol. 1 (1): 80-9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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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喆，陈斌彬
：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科技的创新加速了金融机构的更新迭代，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使得金融机构有序破产成为必然。然而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对其破产特殊性的考量，具体表现包括：在立法体系上缺乏协调性且对低位阶法律统领性较弱，在程序规制上缺乏可操作性，在主导机关上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存在权力冲突。建议我国在修订《企业破产法》时增设“金融机构破产”专章，针对金融机构及其破产的特质，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的程序规制设计，优化行政与司法部门的权力划分和程序衔接机制，为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2021 Vol. 1 (1): 91-9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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